記錄蘭嶼島的台灣攝影家﹐依我有限的知識所及﹐只知道過去有先行代攝影家張才先生﹔有中生代女攝影家王信女士﹐還有一位已經不記得名字的外籍神父。張才先生的作品是日據時代的民族學調查的一個組成部份。比較偏重表現台灣少數民族人民形貌､服飾､器物的肖像作品﹐其中有一張蘭嶼雅美族少婦的照片和某族武士的肖像﹐至今記憶猶鮮。王信女士的作品﹐應該是第一個以現代意義的“報告攝影”(Photodocumentary)的概念攝作的蘭嶼系列作品﹐在台灣的報告攝影歷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至於某外籍神父的作品﹐現在只記得對蘭嶼的生活､生產活動､工具和蘭嶼自然風土有相當廣泛的描寫與記錄﹐具有頗為重要的資料價值。
　

        而對於蘭嶼雅美族人民和他們的生活﹔他們所面臨的嚴峻而冷酷的挑戰﹐以比較系統的社會批判為指導思想﹐長時期和雅美族人共同生活﹐並且在共同生活中去觀察､思想､描敘和記錄的作品﹐便是關曉榮這三巨冊珍貴的報告攝影作品集﹕《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
　

        台灣的開發拓殖､台灣資本主義文明開化的歷史﹐尤其是六○年後半展開的飽食化和富裕化的歷史過程﹐其實﹐同時也是台灣山地十族原住嚴傳統社會崩潰､文化解體､民族認同瓦解､民族“尊嚴”掃地､民族“屈辱”迭至的歷史過程。
　

        在五○年日帝時代﹐日本人以行政上的強制﹐將台灣山地氏族共同體時期社會﹐與當時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台灣社會隔絕開來。日本資本獨佔透過警察體系﹐直接對台灣山地社會進行苛烈的徭役､體力勞動和山地自然資源──木材和礦材──的掠奪。這殘酷的掠奪﹐終至引發了1930年震驚國際的霧社峰起事件。

        光復以後﹐為了鎮壓當時台灣山地原住民族的左翼民族解放運動﹐國民黨在當時廣泛的白色恐怖肅清中﹐一面撲殺“台灣蓬萊民族解放同盟”的優秀原住民黨人﹐一方面以莠劣警探在山地各族部落社會佈建恐怖特務網路﹐對山地社會進行長期反共恐怖的歧視和壓迫統治﹔一方面禁止山地和平地間､和山地不同部落社會間的自由往來﹐形成了政治性的封山政策。但是﹐隨著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在美帝國主義以台灣為基地封鎖中國大陸﹐促進台灣的“反共富國強兵”條件下快速發展的過程﹐平地漢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貨幣和商品經濟﹐伴隨對山地社區現代化道路､公路的舖設﹐強有力地向傳統的山地原住人民各族的氏族共同體浸透﹐逐步瓦解了部落共同體社會的經濟及社會構造﹐也使國民黨若干“山地保護”政策﹙例如山地的土地保留﹚受到無堅不摧的貨幣､商品､土地資本､高利貸資本和在產品中間運銷資本的嚴重侵蝕與破壞﹐形同具文﹐進一步使漢族資本在廣泛的台灣山地中徹底支配了山地各族人民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使山地社會一般地貧困化﹔山地和平地社會的貧富差距﹐以及山地社會中漢人與山地人的貧富距離不斷擴大﹐終至山地土地被掠佔淨盡､負債普遍化､終至舉部落棄地流亡﹐遷徙平地。男性則淪為平地漢族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低層﹐從事平地勞動所捨棄的低工資､重勞動､勞動條件最野蠻的生產部門。他們和大量在台亞洲外籍勞工一樣﹐成為台灣資本主義的“境內殖民地勞動”﹙以輸入經濟貧困地區廉價勞力代替資本向廉工地區輸出﹚。而山地女性﹐則機會平均地淪為平地色情工業的人肉商品﹐使山地各族頓以繁延的民族母性﹐遭到殘酷的摧殘。
　

        台灣漢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台灣山地社會的不發展﹐正以正比關係不斷地擴大再生產著。做為民族﹐台灣少數民族在台灣社會中蒙受漢族各種資本和外國新殖民主義資本雙重掠奪和壓迫﹔做為階級﹐台灣原住民各族人民﹐一般地成為台灣“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中最低層的被壓迫階級中重要的成員。就台灣戰後社會內部而言﹐族群上和階級上處於全稱的被壓迫狀態的台灣山地十族﹐是真正社會科學意義上的“被壓迫民族”。台灣社會內部的“民族壓迫”﹐恰恰是以漢族的一般﹐對於台灣原住民族各族的民族和階級的壓迫為具體內容﹐而不是別的。因此﹐台灣戰後社會構造規定了﹐在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明顯､嚴峻地存在著山地各族對漢族要求民族解放的課題﹗
　

        而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社會﹐即台灣“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山地各民族解放問題﹐當然就必須成為台灣的反新殖民主義﹙即台灣〔包括全體少數民族人民在內的〕各被壓迫階級反對美日新殖民主義及其在台灣的代理階級﹚。民眾的民主主義鬥爭﹙即以包括山地各族人民在內的台灣勞動階級為核心的各被壓迫階級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眾主義變革運動﹚中的一環﹐構造性地變革台灣社會﹐使台灣各少數民族人民有其一定的社會､政治和地理疆界﹐成為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域系統中的一環﹐以實踐其民族解放和民族發展的目標。
　

        在台灣原住民各民族中﹐蘭嶼島的雅美族﹐由於和台灣本島有一水之隔﹐因地理､交通的因素﹐使雅美族的社會和文化在台灣資本主義巨大輪轉中比較晚受到衝擊。但也僅僅是時間上相對地晚一些而已。台灣本島資本對利潤的無窮貪慾﹐以觀光事業､商品和貨幣經濟﹔以吸引蘭嶼青壯勞動力離鄉投入台灣工廠﹔以掩埋核電廢料和行政上的民族支配等等﹐對蘭嶼社會進行文化､教育勞力､物質和自然環境的殘酷掠奪。關曉榮便是以台灣攝影家罕見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意識﹐以深入拍攝對象條件的生活﹐同吃､同住﹐在雅美族人民生活與勞動現場中去觀察､體驗､思索和記錄。關曉榮的高度思想和批判的自覺性和意識性﹐非但表現在他的傑出､強力的影像作品中﹐尤其表現在他的文字報告中。在台灣攝影史上﹐關曉榮影像的藝術創作和思想上相當明晰的意識化相結合的這一系列作品﹐無疑是表現了報告攝影的藝術創造性和思想自覺性的典範之作。
　

        關曉榮全程記錄雅美族造舟過程﹙第一冊﹚的豐富作品﹐讓“閱讀”照片的讀者充滿了啟發､驚詫､讚歎和尊敬。雅美民族的漁舟﹐以獨特的造形和船身神祕､拙稚和極其優雅的圖案而聞名。但關曉榮第一次記錄了這神奇木舟的形成過程。從在山林中尋找樹木開始﹐砍樹﹔刨材﹔鑿削造形翹峨的龍骨﹔以密集榫接的工藝逐步使造形迷人的船身成形﹐然後是船身的鐫刻圖紋……即使是靜態､平面的照片﹐也令人屏息。感謝蘭嶼和資本主義台灣之間的一水之隔﹐使這古老的海洋民族至今還比較完整地保存了那不知相傳幾千年的造舟巧藝──和造舟的整個社會的､儀式的過程。從一個還沒有發展出私有財產制﹐從而也還沒有以財產為基礎的社會分工的時代流傳下來的造舟工藝﹐竟是那樣一個集體的､社會的和宗教的勞動和創造過程。這和今日的勞動過程之高度異化──勞動的分解化､勞動的極端簡單化､白痴化和無意義化──使勞動和意義､創造完全剝離而成為永不止息的愚弄和苦刑相較﹐發人深省。百千年以前﹐雅美民族就曾以這造形獨特的木舟﹐不但在汪洋大海中討生活﹐更以超絕的航海技術飛渡太平洋諸島﹗想像這“海洋民族”的極盛時代﹐其造舟的部族社會勞動和祭典之隆﹐造舟工藝之崇高﹐對雅美民族的工藝和文化﹐不能不油然起敬。
　

        造屋和飛魚祭也同樣透露了這聰明而矯健的海洋民族獨特和工藝､宗教的文化殘跡。但“老輩生計”則記錄了這個幾千年來長老的智慧和體驗一貫被尊崇依循的民族﹐在部落共同體崩解﹐現代貨幣和商品的邏輯成為新的“長老”､“酋長”和權威的時代﹐今日雅美人民的長者和老者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成為漢族和外國觀光客相機下的活的人種標本﹐甚至淪為觀光飯店門口伸手討乞的老丐。
　

         一方面在政治､社會上加以歧視和掠奪﹐但一方面又在教育上以民族沙文主義掠奪少數民族的語言､民族認同､文化和尊嚴﹐是今日世界上一切支配的､多數民族對待境內少數民族共同的伎倆。台灣的漢族中心權力對待台灣原住民也一樣。關曉榮對於施行於蘭嶼──實際上也實施於全島各少數民族區域──的國民黨國體教育﹐提出了嚴厲的批判。“青年勞工”記錄了蘭嶼年輕的勞動者群離鄉背井﹐來到台北縣境內一個工業區﹐成為一個小小的“境內﹙漢族的﹚殖民地勞工”群的憂愁的故事﹐和憂愁中的喜悅﹙產下並不健康的初生嬰兒﹚的故事。而關於台灣少數民族孝順而優秀的兒子﹐小說家田雅各醫師﹐在蘭嶼這個無醫之島行醫的生活報告﹐讀來不禁熱淚盈眶。
　

        以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尤其是遍布亞洲的各少數民族地區為對象﹐把莊嚴的祭典寓意深刻的社會活動﹙如舞蹈﹚﹐和代表民族傳統與驕傲的服飾､器物的庸俗化､商品化﹐以物質羞辱這些地區人民的民族尊嚴﹔以人工刺激這些地區人民對貨幣和商品的過度飢餓﹐甚至以這些地區女性──和母性的娼妓化這些重大代價發展的現代“觀光工業”﹐早已成為貧困第三世界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嚴重公害。關曉榮對於台灣觀光工業對蘭嶼的摧殘﹐提出了充滿義憤的抗議。而人類發展核武過程中﹐地球上少數民族所居之地﹙例如南太平洋小島﹚﹐早已成為核武器､原子彈試爆的地方﹐使少數民族成為世界上最早遭受野蠻的核污染的人民。核工業發展以後﹐大量核廢料的掩埋和貯存之地﹐也往往都是世界上一貫與世無爭的少數民族地區。這最尖端的科學公害和最“原始”的世界少數民族人民的“聯結”﹐說明了“文明”對於少數民族人民根深柢固的歧視與殘酷。然而﹐當和善馴良的蘭花的民族雅美人﹐以他們對於自然環境最根本的崇敬﹐起而反對台電和國府以蘭嶼為台灣核電廢料的垃圾桶時﹐關曉榮看見了這個民族熠人眼目的自尊﹐和他們對於大自然母親最勇敢的護衛。
　

        關曉榮的《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最重大的價值﹐在於他對四百年來台灣開拓過程中﹐漢族人民對台灣善良､美麗､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原住民所積累的､罄竹難書的損害與污辱的反省､清算和自我批判。這種自覺地繼承漢族先人的罪債﹐承擔共犯責任﹐從而深自反省的認識上與倫理上的深度﹐使他傑出的攝影作品增添了動人欲泣的倫理力量。透過他獨特的民眾的美學﹐他把他的反省､清算與自我批評感染給他的讀者。在霸權主有干涉下的冷戰歷史中互相猜忌､怨恨､敵對的漢族間的紛紛戚戚﹐如果能夠自己寫下漢人對於台灣原住民進行逼迫的血淚歷史﹐無疑將是去除心中的毒朽﹐從而深刻認識到兄弟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珍貴的道理﹐並且進一步發展在多民族的祖國中各族人民互愛互重的倫理的一個重要法門。
　

        關曉榮的這一套重要的攝影集﹐絕大部份發表在〈人間雜誌〉﹙一九八五──一九八九﹚上。如今看見這些作品集中起來出版﹐不禁回想起在那四年間和關曉榮及其他年輕的〈人間〉同仁一起生活､工作的﹐畢竟難於忘懷的年年月月。我曾私下企盼〈人間〉將在歷史中自然地發展成為一個報告攝影和文學的一派。見關曉榮的這本書﹐“人民攝影”便已不只是一個理論上的企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