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殺手的告白》(Confession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一書的中文譯本在台灣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了﹐這是件大事。今年1月20日的《中時開卷周報》又登載了戴綺薇寫的書評﹐想必會進一步引起台灣讀者的興趣。此書在2004年出版後﹐受到美國各界的廣泛注意﹐它的作者﹣約翰．柏金斯﹙John Perkins) 過去兩年多來被邀在各地演講。昨天﹙6月5日﹚剛好在電視上看到他的訪談﹙Democracy Now節目中﹚。約翰．柏金斯的另一本書﹣美帝國的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Empire﹚剛剛出版。柏金斯決定寫《經濟殺手的告白》是因為911恐怖事件使他痛思﹐並引起他良心上的譴責﹐因此決定將他替美國政府所幹的惡事告諸於世﹐讓一般人理解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人會仇恨美國。柏金斯受到他的讀者和聽眾熱烈的響應﹐可能是這些美國人在911事件之後有所反省﹐想瞭解美國政府到底在世界各地作了什麼樣的惡事而招恨。

美國利用一批專業人員﹐其中包括律師､投資顧問､和像柏金斯這樣的經濟分析家﹐到一些發展落後國家去為當地政府提供各種公共建設的投資計畫﹐這些專家們故意推荐過於龐大的､要耗費大量的資金的計畫。發展中國家為了完成計畫﹐必須要向美國或由美國所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借債﹐還不了債﹐就得服貼的受美國濟上和政治上的控制和擺佈。這些國家借到的錢轉個賬就進入了美國包下工程的跨國公司的賬戶﹐就像柏金斯工作的發電廠建設公司。這些與柏金斯相似的專業人員表面上在某某私人資訊公司工作﹐但暗底下拿的是美國政府的優厚的薪資﹐這樣作是為了偽裝他們在專業上的“客觀公正性”﹐也是因為如果出了什麼事美國政府可以推卻責任。像目前義大利政府起訴美國中央情報局二十六個人在那邊非法綁架案子﹐這是美國常幹的事﹐但是直接牽連到美國政府﹐讓美國很沒面子。

柏金斯在昨日訪談中說﹐目前在伊拉克美國的軍隊所不能作的事﹐像暗殺某某人﹐就僱用專業的私人公司來幹。柏金斯還認得幾個現今在伊拉克的私人暗殺專業者﹐因為柏金斯一類的經濟殺手們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也就是說如果經濟殺手無法用威脅利誘來取得某個領袖的合作﹐美國政府下一步就策劃僱用這些人把他們暗殺掉。《經濟殺手的告白》書中所說的厄瓜多爾的總統羅爾多斯﹐和巴拿馬的英雄杜里菏都是為了保衛他們國家的主權不妥協而被這些混棍給暗殺了。

嚴格說來﹐像柏金斯這樣的一批人也還只能算得上是幫兇﹐美國政府當然是主謀﹐而主要的經濟殺手是由美國所控制的這些國際金融組織﹐其中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這兩組織以“國際”為名﹐但實際上卻是為跨國壟斷資本謀利服務。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最具殺傷力﹐因此可以說它是最凶惡的頭號經濟殺手。

為什麼呢﹖為什麼說國際貨幣基金是由美國所控制的呢﹖我們不是常常聽說當一個落後國家面臨外債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都會來拯救它們嗎﹖它怎麼卻會是殺手呢﹖而且是最凶惡的殺手﹖

我們要瞭解國際貨幣基金如今是一個由各大帝國﹙尤其是美國﹚所控制的經濟殺手﹐就必須要瞭解這個組織從成立到現今的歷史發展。下面的一些論述讀起來有些繁瑣﹐而且有時好像離開了本題﹐但是國際貨幣基金戰後的發展﹐和它對世界各大帝國﹙尤其是美國﹚所作的貢獻﹐很值得我們深入研討﹐因此這段歷史無法省略。

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的背景和它的最初宗旨

國際貨幣基金成立之初﹐它的宗旨並非要成為一個殺手。今天變成了殺手和二次大戰後數十年來﹙特別是近四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大國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演變有著密切的關連。

1944 年﹐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英､法 等資本主義大國就在美國的新罕布什爾州 (New Hampshire) 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 召開國際金融會議。在會議上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和世界復興發展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簡稱世界銀行﹙World Bank﹚。這次會議是以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 名義召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是協調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事宜﹐而安全理事會則是協調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事宜。但是美､英各大國認為聯合國的政策﹐要靠一國一票來決定﹐因此綁手綁腳﹐它們就把“國際貨幣基金”的決議改為以參加基金國家的股份大小來決定票數的高低。

國際貨幣基金成立時的初旨是為了建立一個固定匯率系統﹐用基金來維持各國貨幣之間兌換率的固定﹐以便助於世界貿易的發展。大戰前﹐在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大國因為要應付國內生產過剩､市場蕭條的危機﹐各國都用提高進口關稅､設置進口限額來抵制外貨﹐保護本國市場。在關稅和限額之外﹐它們也相爭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抵制進口和鼓勵出口﹐以及將本國貨幣貶值都是為了解決本國巿場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這些保護本國市場的措施不但不能幫助解決危機﹐反而為因各國貨幣之間匯率的不穩定﹐和過高的關稅而造成國與國之間商品貿易的一片紊亂。這種為了爭奪市場所導致的惡性競爭﹐導致全世界貿易的停滯﹐更進一步加深了危機﹐也更激化了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

1944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就是為了穩定匯率﹐而1947年成立的“關稅貿易總協”﹙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則是為了削減進口關稅。

國際貨幣基金與固定匯率 (1944 - 1971)

一 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

國際貨基金在1944年成立時﹐有四十四個會員國。在國際貨幣基金規定下﹐每一個會員國在入會時都分配到一個存款的配額﹐配額的大小是根據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來決定。每個會員國將相等於這個配額的黃金或外匯存入基金。在五十年代初時﹐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也被允許參加貨幣基金。那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配額佔總配額的57.6%。其中美國佔19.3% ﹐英國佔6.7%﹐西德佔5.8%﹐法國佔4.8%﹐日本佔4.6%。各國在基金的存款就是它們的股份﹐而貨幣基金的政策是由會員國投票來定﹐各國所投的票份量又是根據它們的股份來決定﹐因此不像聯合國的一國一票。在基金中少數資本主義大國的股份佔有一半以上﹐因此它們就擁有半數以上的票數﹐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少數的幾個資本主義大國就掌握了貨幣基金政策的決定權。而且根據基金的規定重要決策要85% 的股份才能通過﹐而美國當時佔有近20%的股權﹙今天還有15%以上的股權﹚﹐這個規定就保障了美國所獨有的否決權。國際貨幣基金的設計就是一個保障少數大國權益的組織﹐而且只有美國一國掌有否決權。(Korner, 43)

在過去幾十年中﹐雖然在名譽上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都隸屬在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實際操作上﹐聯合國早已無權過問。在聯合國的憲章中規定國家不分大小﹐每一個國家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權。雖然在安全理事會內﹐永久會員有否決權﹐但是在大會中聯合國的這種一國一票的制度﹐使資本主義大國取得控制權相當困難。美歐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中持有大多數股份﹐因此控制了這兩個組織的的決定權。到今天不但聯合國無權過問任何有關這兩個機構的政策和決定﹐在這兩個機構每年開年會時﹐聯合國的總秘書長都不准出席致詞。 (Dasgupta ﹐73)

國際貨幣基金制定了一套維持固定匯率的規則﹐固定匯率的制定是由美元與黃金維持一個固定的比率﹐當時美國將一啢黃金定價為三十五美元。每一個會員國的貨幣的價格也都與黃金維持一定的比率﹐如此來決定各國貨幣之間交換的比率﹐就是匯率。這個匯率一但決定下來就不能隨意更改﹐如果因為貿易不平衡有必要調整時﹐必須要得到基金的特殊許可。否則每個會員國都必須維持它的貨幣與美元之間匯率上下不超過1 % 的波動。 如果某一國的貨幣升值超過1%時﹐這個國家必須拋售它本國的貨幣使它降值。但如果一國的貨幣貶值超過1% 時﹐這國必須用它的外匯儲備買回本國貨幣﹐使本國貨幣的貶值不超過1%的限度。當一個國家需要買回本國貨幣時﹐可以先用它在基金的存款﹐如果存款不足可以向基金貸款。

二 美元變成世界貨幣與美國跨國公司的擴張

國際貨幣基金建立起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由美元與其它貨幣之間的固定比例來維持固定匯率﹐美元由美國政府擔保可以隨時兌換成黃金﹐美元也就代替了黃金﹐而變成了世界貨幣。在布列敦森林會議中﹐英國的代表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美國的代表懷特﹙Harry Dexter White﹚ 對未來國際貿易流通中所採用的支付媒介有不同的意見。會議中﹐凱恩斯提出為了保障貿易的擴張不受交易支付媒介數量的限制﹙像金本位時要受黃金數量的多少為限制﹚﹐基金應該創出一種新的國際貨幣﹐凱恩斯將他所構想的國際貨幣命名為Bancor。他認為這種國際貨幣的數量可隨貿易量的大小來調整﹐就像國內的貨幣流通量可以由中央銀行隨著經濟的情況來調整一樣。

美國代表懷特同意凱恩斯對世界貿易中需要有一個被所有國家共認的交易媒介的這個構想﹐但是他認為大可不必再創一種新貨幣﹐美元即可當作國際貨幣來使用。戰後的大英帝國的經濟實力大不如前﹐而美國在大戰中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因戰爭物資需求的增加而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大英帝國沒落﹐英鎊失去了過去的地位﹐就是連英國這位經濟學的祖師爺的意見也變得沒份量。美國就在這次會議中用它新取得的霸權地位來影響會議所作的決定﹙Wachtel, 48, 51) 。美元變成世界貨幣除了它的經濟實力以外﹐也因為美國政府承諾隨時接受它國的中央銀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而且大戰剛結束時美國持有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黃金存量﹐所以沒有國家會懷疑有一天美國會拒絕接受美元兌換黃金。此後美元就代替了黃金成為世界通用的貨幣。

當會員國遇到因貿易逆差而引起外匯短缺時﹐就可以向基金借外幣來緩衝﹐因此不必即刻將自己的貨幣貶值﹐直到外匯有盈餘時再償還。這就奠定了基金的融資功能。國際貨幣基金的這種融資功能到了後來﹐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因貿易逆差所造成的外匯短缺派上了用場。

當美元變成世界貨幣後﹐美國得到很大的好處。美國的資本家可以拿著他們本國的貨幣到世界各國投資。大戰剛結束的十年內﹐歐洲和日本都在重建﹐各種物資和消費品都短缺﹐美國在貿易上大量出超。美國跨國公司用美元在世界各國的投資﹐並沒有留在當地﹐這些國外的美元又經這些國家從美國進口而回到美國。在這十年內美國基本上是用貿易上的順差來增加它的對外投資﹐因此不存在美國境外美元過多的問題。

三美國國際收支赤字､黃金擠兌､與固定匯率解體

五十年代中後﹐美國在國際收支產生逆差。這時美國在貿易上雖然仍然保持順差﹐但是這時它的貿易順差額已不足抵過美國因繼續擴大國外投資﹐和它每年要支付在全世界各軍事基地的開支而導致資本帳上的逆差﹐因此美國境外的美元不斷隨著它的國際收支的逆差增加。到了1958年時﹐在美國境外的美元已相等於它國內的黃金儲存量的總合﹐也就是說如果所有國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國以三十五元兌換一啢黃金﹐美國就將失去所有的黃金儲存。到了1959 年﹐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又打破了戰後的記錄﹙除了1950 年因韓戰引起的高入超外﹚。因此﹐美國在它境外累積的美元持續增加﹐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更從它的貿易順差逐漸減少﹐轉變為逆差。

從五十年代末開始持續到六十年代﹐這十幾年中﹐發生了好幾次美元擠兌黃金的危機。固定匯率因為美國貿易逆差和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發生動搖﹐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一方面反映了歐洲和日本戰後的發展﹐美國的工業生產已經失去戰爭剛結束時的絕對優勢。除此之外﹐到了六十年代資本主義大國在戰後短暫的商品需求高出供給時期已經過去。二次大戰對生產設備的摧毀到六十年代不但已經恢復﹐而且資本主義大國—美､英､德､法和日本的生產設備遠超過戰前﹐生產設備的產能超過需求的矛盾是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的原因﹐此時又再次變得明顯﹐大國之間在市場上的競爭也就跟著激烈起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美國前一段的優勢逐漸消失。在1964 年到 1968 年間﹐美國的工業品出口增加了27%﹐在同一時期德國的工業品出口增加了 50%﹐法國增加了 38%﹐加拿大增加了 92%﹐日本增加了 100%。從1952 年到 1968 年﹐美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總出口額的比率從35% 降到 22%。(Johnson ﹐ 225)

 1964 年開始﹐美國的物價上漲率增加﹐其中部份原因是美國開始擴張它在越南的侵略戰爭﹐在詹森總統任內美國政府在軍事擴張之餘﹐又增加福利的支出﹐造成了政府財政上赤字的速增。此時美國的經濟達到戰後頂峰﹐失業率低﹐在充份就業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不再能增加國民總生產﹐只會造成物價上漲。美國國內物價上漲﹐使得美元的實際購買力與它國貨幣相比下降﹐再加上美國國外美元持續增加﹐更進一步造成美元貶值和擠兌黃金的壓力。美元在自由市場上已經貶值到每啢黃金四十美元﹐也就是美元相對其它貨幣﹙像德國的馬克､法國的法郎､英國英鎊等﹚貶值超過1%﹐按照基金的規定美國有義務用外匯或黃金買回自己的貨幣。但美國不履它的責任﹐其它國家為了保持它們的貨幣不升值﹐雖然不情願卻不得不繼續收購美元。

但是在固定匯率下﹐美元相對其它貨幣的官定價格不變﹐因此美元的實際購買力比它的官定價格要低﹐也就是說美元的官價高估美元的價值﹙over-valued)。美元過高的官價使美國的出口更加困難﹐並同時刺激了它的進口。美元的官價過高雖然不利於它出口﹐但是卻有利於它的跨國公司在國外投資。因為按照官價美元可以換得多過於它實際價值的其它國家的貨幣。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在六十年代增加的很快﹐從六十年代前半每年平均十八億美元﹐增加到六十年代後半每年平均三十三億美元。到1971 年時﹐更達到四十四億美元。但是美國對外投資的增加又進一步擴大了它境外的美元存量﹐也就更使其它國家憂慮美國停止接受美元兌換黃金遲早會到來。

 這樣一個完全不穩定的固定匯率體系因為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辦法﹐只有繼續拖延﹐到了六十年代的後期﹐這時美國因侵越戰爭的龐大軍事支出﹐使得它在國際收支經常帳中的逆差加劇。美國對歐洲國家每一年在貿易上的逆差﹐就等於歐洲對美國侵越戰爭在經濟上的支持﹐也就是說美國靠欠外債來支援越戰﹐一些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對這樣的現實非常不滿﹐開始提出反對越南戰爭的輿論。在六十年代末﹐法國總統戴高樂更帶頭攻擊美元﹐擠兌黃金再度開始。這次法國能拿到許多美元是因為美國在南越的軍費和其它支出﹐被南越官員貪污去了﹐然後再把他們由貪污得來的美元存進前殖民宗主國法國銀行的私人帳戶里。法國拿到這些美元向就美國擠兌黃金。美國黃金儲存量從1960 年時的一百八十億美元﹐下降到1968年的一百億美元﹐僅剩下1959年的一半。﹙Wachtel, 72﹣75﹚美國雖然用各方面的威脅來阻止其它持有美元的國家兌換黃金﹐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底﹐美元與黃金原定價格再也維持不下去。

最後到1971 年時﹐美元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三十五美元兌換一啢黃金的原定價格。1971 年 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美國停止接受美元與黃金的兌換﹐並且將美國進口商品項目中的一半在原進口稅之上再課加10%的臨時進口關稅﹐同時又增加了農產品進口限額的項目。美國這種完全出於自身利益的單方面決定﹐使所有國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和所有私人手中所持的美元﹐都變成不可兌換的和價值不定的紙鈔。此後﹐在 1971到1973 間﹐資本主義大國用各種辦法來挽救固定匯率而不得成功﹐終於在 1973 年﹐國際貨幣基金正式宣佈固定匯率解體。從1944年成立﹐到1973年的二十多年中﹐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在固定匯率之下﹐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通暢﹐經濟成長迅速﹐資本積累順利。到了固定匯率制度解體後﹐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國際貨幣基金維持固定匯率的功能在1971年時終止。原因是戰後的固定匯率是靠美元與黃金一定的交換率﹙每三十五美元對換一啢黃金﹚﹐和美國承諾各國中央銀行所持有的美元可以隨時向美國兌換黃金來維繫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時﹐美國的國際收支轉為逆差﹐增加了美國境外美元的數額和美元貶值的壓力﹐從而引起幾次美元擠兌黃金的危機。美元擠兌使美國失去大量黃金﹐如此繼續下去美國黃金的庫存將枯竭﹐於是美國在1971 年單方面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固定匯率從此解體。

固定匯率解體後的國際貨幣基金 ﹙1973 – 現今 ﹚

 從上面所說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是為了用固定匯率來促使國際貿易成長﹐以便利於資本在國際間循環和增值。到七十年代初雖然固定匯率解體﹐但是國際貨幣基金作為協助國際資本積累的功能並沒有改變﹐只是在形式上和作法上很不相同。從七十年代初到今日﹐貨幣基金的功能基本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保持國際間資本的流通﹐另一方面是搶救資本主義的危機﹐並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的國家。而這兩方面又是互相關聯和互相牽制的。國際貨幣在這兩方面的功能可以從下面這段歷史的發展來瞭解。

 一 石油加價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

1973 年 10 月﹐美國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爭中支持和援助以色列﹐引起阿拉伯產油國家的不滿﹐它們聯合了其它石油輸出國家﹐用限制石油生產和出口﹐來提高石油在世界市場的價格。從1973 年到次年四月之間﹐每桶石油的價格從三美元上升到十二美元﹐上漲了四倍。石油加價就使得本來已經因生產過剩帶來的世界經濟蕭條的進入了危機﹐這次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大國自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到1974年主要的世界資本國家都進入經濟蕭條﹐到1975年除了日本之外﹐各大國的國民總生產下降更多﹐美國的國民所得下降4%､西德下降3.5%､法國下降2%。在國民所得下降之外更加上物價暴漲﹐在1973年和1974年美國消費者的商品和勞物的零售物價指數上漲5.6%和11.5%､日本為11.8% 和21.7%､德國較低為7.1%和7.3%､英國為8.5%和15.2%､法國為7.1%和13.2%､義大利則為10.8%和19.6%。

1979 年時﹐由美國支持的伊朗夏王朝國王被回教的基本教義派的勢力趕下台﹐使得石油出口受到阻礙﹐石油出口價格第二次上漲﹐從 1978年的十三美元一桶上升到 1980年三十二美元一桶。石油是所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最重要的能源﹐美國､歐洲､日本都依賴進口石油﹐石油的價格的低與高不但與汽車業的興與衰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其它工業甚至於農業都依靠石油為能源。高油價就會提高生產成本。石油加價後﹐引起了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與汽車相關連的產業的危機﹐因此也更加深了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美國﹚資本積累所面臨的困難。上面說過﹐到了七十年代初﹐世界的生產過剩再次出現﹐而且看不到任何轉機。七十年代初石油加價後﹐大量外匯花在石油進口上﹐就更突顯了需求不足的問題﹐加重了當時已經進入蕭條的世界經濟危害。

在第一次石油加價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經濟滯脹的新問題﹐即在經濟蕭條的同時物價高漲。經濟滯脹對各資本主義大國的政府來說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經濟蕭條和物價上漲使得戰後執政者所採用的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失去功效。經濟學家找各種原因來解釋經濟滯脹這個新現象﹐但是一個常被忽略的經濟滯脹的原因就是七十年代歐洲美元擴充過快﹐而使得國際支付媒介過於充沛。歐洲美元是在歐洲的美國銀行分行或歐洲銀行的美元存款﹐這些存款多半來自美國的跨國公司。這些跨國公司將它們在歐洲投資要用的美元﹙不換成當地貨幣﹚直接存入這些銀行。這些跨國銀行接受美元存款﹐也用美元為單位來貸款﹐因此歐洲美元就成了歐洲貨幣流通量的一部份﹐不但如此﹐因為這些跨國銀行可以將歐洲美元隨時轉到美國﹐所以歐洲美元跟美元一樣是世界貨幣的一部份。但是歐洲美元不受當地歐洲國家中央銀行的管制﹐因此被稱為沒有國家的貨幣﹙stateless money﹚。它沒有存款準備金的限制﹐所以快速增長。自固定美元解體後﹐歐洲美元每年增長25%﹙此時貿易額每年只增加4%﹚。到1984年時﹐歐洲美元流通量已高達一兆。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變成世界貨幣時﹐各國之間的貿易交易所需的貨幣數額決定於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的大小。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越大﹐美元就因為支付逆差而流向國外﹐因此美國境外的美元也就更多﹐也就增加了國與國之間貿易交易﹙和外匯儲備﹚的貨幣供給額。從1944 年到1971年間﹐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在這一段時期內﹐美國境外的美元是它每年國際收支逆差累積的總額。美國境外的美元除了私人所持有的之外﹐其餘就是作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在固定匯率的體系之下﹐每過一段日子﹐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過大時﹐都會發生美元貶值和擠兌黃金的危機﹐這一點前面已經討論過。因此在固定匯率時期﹐世界貨幣流通量受美國國際收支赤字數量的限制﹐而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數額又受可能發生的擠兌黃金的危機的約束。但是在固定匯率解體後所有的這些限制都不存在了﹐因此用作為世界貿易和投資所用的媒介快速增加。這就是七十年代物價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石油美元再循環與落後國家的外債。

 什麼是石油美元再循環﹖石油美元再循環對國際資本流通起了什麼作用﹖石油美元再循環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關係如何﹖

石油加價後跨國銀行收到大筆來自石油出口國家的美元存款﹐這時各大跨國公司因為世界經濟的生產過剩﹐景氣不佳所以缺乏投資的興趣。跨國銀行若無法將錢貸出去﹐卻要付利息給存款的石油出口國家﹐則會面臨虧損﹐因此這些銀行用盡各種技巧將錢轉手貸給第三世界國家。

七十年代初石油加價之後﹐發展落後的石油進口國家所需外匯增加﹐這時它們所需的進口糧食也加價﹐因此而大幅增加了外匯的支出。另外﹐此時因為全世界經濟的危機﹐先進國家從這些國家進口的原物料下降﹐價格也跟著下降﹐導致外匯收入欠缺。這時這些銀行趁機以低利率將美元存款大筆大筆的貸給這些急需外匯的落後國家<!--[if !supportFootnotes]-->[i]<!--[endif]-->。這些國家的政府一方面外匯短缺﹐另一方面受了低利率的吸引﹐和像柏金斯這些所謂專家們大力推荐的過於龐大的工程﹐就借了大筆大筆的外債。

石油加價後﹐國際資本流通產生了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大國將大量外匯用來支付石油進口﹐就減少了其它物資和商品的進口﹐而石油進口國家一下收了這麼多美元﹐這時像柏金斯這一批人就用各種辦法要沙烏地阿拉國的王室來兜售各種大的工程﹐柏金斯書中特別有這一段的記載。同時這些腐敗的王室也用他們國家寶貴的資源換來的美元大事揮霍﹐包括買浴室的金馬桶。但是錢太多了﹐再怎樣揮霍還是一時花不完。因此就存進跨國銀行﹐上面談過﹐這時要借錢的公司缺無﹐像跨國銀行貸不出去的存款就死在那邊﹐活動不起來。這些銀行找到了貸款給落後國家這條出路。暫且不管將來這些國家是否還得了債﹐先解決它們目前的困境再說。

跨國銀行將錢貸給落後國家﹐國際間的資本流通就活絡起來。這些國家就可以向資本主義大國進口﹐包擴像由柏金斯一“專家”推荐的各樣各類的大形建設。因此錢從資本主義大國支付石油進口出去﹐轉了個大圈又回到原地。這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環。石油美元再循環減緩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卻陷第三世界國家於外債的深淵。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拖延了十年﹐但終於在八十年代初以第三世界外債的形式爆發。

 三 八十年代初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

石油美元再循環延緩下來的危機終於在八十年代爆發了。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貶值的危脅。1980年﹐吳克﹙Paul A. Volcker ﹚被派任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理事長<!--[if !supportFootnotes]-->[ii]<!--[endif]-->﹐他上台後採用貨幣學派的理論﹐大幅縮緊了貨幣流通量﹐讓利率隨銀根緊縮緊而上升。美國貸款利率達到戰後最高點﹐接近20%。美國利率上漲帶動了世界金融的緊縮﹐歐洲美元的利率也跟著上升﹐這時美國和其它各大國的跨國銀行馬上就提高已經貸給第三世界的款項的利率。

到了八十年代初﹐發展中國家因利率上長而使得外債負擔非常沉重。以巴西為例﹐貸款利率每上長1%﹐巴西的每年外債利息的負擔就增加五億美元 (Kuczynski, 353) 。而只在兩三年內﹐貸款利率上長了10%左右﹐可見因利率上漲對巴西和其它借了外債的國家所增加的負擔。根據摩根信託保証公司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的估計﹕ 1982年時﹐拉丁洲的幾個國家﹐外債利息負擔以他們的支付外債的能力來說都非常沈重。每年外債利息支付佔由出口所得的外匯總額的比例不斷上升﹐達到30% 到45%之間 (World Financial News, 1982 年 10月) 。從 1979 年到 1982 年的利率上長的三年中﹐發展落後國家的外債總額從兩千三百三十億美元增加到三千六百二十億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1 年時﹐波蘭就已經不能繼續支付外債﹐次年 8月﹐墨西哥也宣佈它付不出當月的本金和利息﹐隨後其它欠債國也宣佈不能繼續支付貸款。

在利率高漲下﹐落後國家的外債快速增加﹐外債總額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跨國銀行﹐其他貸款來自德國和日本及其它歐洲的跨國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這樣的金融組織。到了八十年代初﹐假設拉丁美洲的三個最大債務國一年不付利息的話﹐美國最大五家銀行的毛利潤就下降75%。美國九家最大銀行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貸款﹐是它們資本額的兩倍﹐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國家還不了債﹐不但美國最大的九家銀行將破產﹐而且經過連鎖反應﹐將引起更大一批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銀行破產。到了1981-82年﹐當欠債國支付利息和本金發生問題時﹐金融危機就開始了﹐這時以美國為主的全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到了崩潰邊緣。﹙Volcker﹐198﹚因此八十年代的這次危機其實並不是一般所說的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而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顯示出來﹐而危機的集中點是跨國銀行因債務的拖欠而面臨破產。

 四 國際貨幣基金搶救八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

在這樣緊急的狀況下﹐美國政府聯合歐洲大國和日本各國趕快聯合起來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的力量來協助這些銀行﹐由國際貨幣基金向這些國家討債來避免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崩潰。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趕緊先替國際貨幣基金融資﹐它們用國家稅收的錢轉帳給基金﹐成為它們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1983年時﹐美國總統雷根向國會要求撥款八十四億美元﹐作為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中增資之用。國際貨幣基金就用來自各大國的新增加的資金貸款給欠債國﹐這些國家再用新借到的錢來償還給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跨國銀行。因此﹐美元兜了個大圈子就從美國付稅人的的戶頭轉帳幾次到了這些銀行的戶頭裡。有人說﹐實際上這些錢從來沒有離開紐約巿﹐只是轉了幾次賬。從表面上看﹐基金貸款給這些國家好像是援助它們﹐但是實際上是美國的付稅人拯救了跨國銀行﹐使這些銀行逃過了倒閉的危機。

銀行拿回了錢﹐註銷呆債﹐資本主義暫時解除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剩下來的問題就由國際貨幣基金來處理了。經過這個轉賬的程序﹐欠債的落後國家的債主就從跨國大銀行換成了國際貨幣基金。跨國銀行無法向欠債國逼債﹐但是國際貨幣基金卻完全可以。國際貨幣基金知道無法立即要這些國家償還所有的債﹐因此在貸款給它們時將還債期限延長﹐但是當落後國家接受基金貸款時﹐就被強制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性調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AP ﹚中的各項條件。在1983年時﹐國際貨幣基金貸款給二十幾個國家﹐這些國家與基金接受基金的制裁﹐它們分別簽署了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同意書。

 五 國際貨幣基金與結構性調整措施與危機的轉嫁

國際貨幣基金結構性調整措施對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干涉的範圍極廣﹐它的內容一般包括下面幾項﹕

＊負債國要將它的貨幣貶值以便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賺取外匯﹐用所得的外匯來還債。

＊降低政府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要它們削減對貧窮人在食物､公共交通和水電上的補助﹐以及公共健保以及教育等各項的開支。用節制政府開支來抑制物價上升。

＊提高國有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像郵電和交通﹚。

＊控制通貨膨脹﹐縮緊銀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資上漲

＊開放外國投資﹙允許外資擁有100%的股份﹚﹐取消之前對將外資股份限制在49%以下的規定。

＊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資收買﹐其中包括協助外資用債券換股權。

＊取消政府對外匯的管制和進口限額並降低進口稅。

調整的措施不但直接干涉這些國家的財政政策﹐譬如債務國必須要根據簽署的條款來削減政府開支﹙特別是有關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稅收﹐也直接干涉欠債國的貨幣政策﹐要它們用緊銀根來控制通貨膨脹。這些國家也必須開放市場和優待外國投資。措施的條文中還要欠債國的政府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許多欠債國在國有企業私有化後就用廉價賣給外資。外資常常用在債券市場上買來的債券來收購這些國家的國有企業。在債券市場上一百萬元的債券﹐五十萬或甚致於二十或三十萬就可以買到。在這樣的交易下﹐外資用廉價買下了大批原國有企業。在調整措施中國際貨幣基金更要欠債國取消政府對外匯的管制和開放進口﹐本來這些國家的外匯就已經不足了﹐這樣的措施只有使它們更無法控制外匯的支出。在調整措施中借控制物價上漲為名來壓制工資的調整﹐更說明了接受了“結構性調整措施”後﹐一個國家就等於喪失了它們的經濟主權和政治主權。

國際貨幣基金在資本主義大國的支持下﹐用各種的壓榨的手段向第三世界國家逼債﹐但這些國家所欠的債卻只增不減。從1982 年到1990 年之間﹐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億美元﹙這個數目還不包括從落後國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權使用費等項﹚﹐從這一兆多美元的資本流出減去九千兩百七十億的資本流入﹙包括外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在這八年中﹐資本從落後國家流向先進國家的淨額是四千一百八十億美元。以1948年幣值來計算﹐相等於六個美國在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到了1990 年﹐落後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外債比起1982年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1%。﹙Susan George, xv-xvi)

六 國際貨幣基金與帝國主義全球化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日趨嚴重。國際壟斷資本急需向外擴張﹐國際貨幣基金就利用發展落後國因外債所逼而簽下的這些調整的措施來為國際壟斷資本闢路。國際貨幣基金全力推展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說國際貨幣基金在固定匯率解體後成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毫不過份。

從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它幾個拉美國家經歷了二次大戰後最嚴重的 危機﹐它們被跨國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逼的走頭無路﹐跨國資本正等待著將這些國家的市場打開﹐墨西哥的改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到了八十年代中﹐墨西哥總統Miguel de la Madrid開始了一連串的改革﹐Madrid的椄班人是他手下的Carlos Salinas。Salinas出生於一個很有聲望的政治家庭﹙被稱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於哈佛大學﹐完全椄受了新古典學派市場至上的理論﹐在美國的支持和幫助下Salinas在1988 年當選墨西哥總統﹐當選後他繼續和擴大了前任總統的經濟改革。

從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將它的企業全面開放給外資､削減關稅､取消金融管制､並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私有化。從1982 到1992﹐墨西哥將大批國營企業拍賣﹐在這幾年中﹐墨西哥的國營企業從一千兩百家降到兩百六十家﹐這一千家被私有化的企業佔墨西哥企業總數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館､海港､礦產公司､鋼鐵公司､農業企業､飛機場､公路､橋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電話電信企業､收音機和電視廣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煙草專賣等。( Leon﹐167-68﹚Leon對墨西哥大量出賣國有企業大為讚揚﹐把墨西哥總統Salina當政時的私有化說成是他任內最偉大的成就。這些企業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為了還債而拍賣的﹐原來國有的企業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完成私有化﹐國有企業就在債券換股權下轉變為外資企業。

1992年時﹐美國的前聯邦準備銀行的主席吳克﹙Volcker﹚ 對這一段的展在書中這樣說﹕“這些國家的治國哲學﹐它們的經濟政策﹐甚至它們的政治體系都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它們從過去幾十年來腐朽和無效率的經營方式中轉變過來﹐它們不再用高的壁壘來保護它們的壟斷企業和國有企業﹐或抵制外資企業...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這些政策都被拋棄了。它們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關稅和其它進口限制﹐它們將以前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電話公司､甚至銀行。...現在外國投資者和公司與當地資本合作變得容易多了﹐外資甚至可以參加屬於敏感性的石油探採和石化工業。” (Volcker, 208-209)

墨西哥在戰後的幾十年中希望能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曾經實行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是美國與德國早年的發展模式﹐也就是用保護貿易來阻擋先進英國工業品的競爭﹐以便協助本國工業的發展。在國際壟斷資本和它們背後的帝國支持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這個殺手﹐把進口替代發展策略澈底消毀了。墨西哥的經濟陷入戰後最嚴重的危機﹐它的個人平均真實所得從1981年外債危機前到1986 年的五年之間下降10% ﹐實質工資﹙除去70%的物價上漲外﹚下降了30% ﹙Krugman, 41﹚。

從1990 年到 1994年的四年中﹐新自由主義的宣傳家稱這四年是墨西哥的經濟奇跡﹐但是它的經濟成長率也僅為 2.8%﹐剛超過人口成長率。根據墨西哥本國的統計﹐到了1994 年﹐它的經濟還沒有能回到1981年的水平﹙Krugman﹐50﹚。1993年12月底﹐墨西哥與美國和加拿大簽定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將墨西哥的經濟自由化和對外開放。1994 年12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一週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西半球高峰會議開幕時致辭說﹕“對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的記憶﹐如今已經模糊了﹐這些年的改革產生了奇妙的效果﹐這是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但是就在柯林頓宣佈這是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到來的九天之後﹐墨西哥有史以來最嚴的危機就爆發了。墨西哥尚未從八十年代初的危機恢復就再次陷入更深的危機﹕披索貶值﹐資本外逃﹐通貨膨脹﹐小農破產﹐利率上升﹐許多本國企業維持不下去而破產﹐失業增加﹐工資下降。

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貿易條約簽訂之後﹐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它與美國的貿易增加了一倍﹐從七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一千五百九十億美元﹐但是對大多數的墨西哥人來說﹐這些貿易的數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們的生活比起十年前又下降了。華爾街報的一篇報導說﹕自從墨西哥的披索貶值之後﹐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了39%。並說根據聯合國的一份發展的報告﹐墨西哥極端貧窮的人從這次危機前每七人中一個﹐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個﹐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佔人口的三分之二。這篇文章說雖然過去的三年﹙1996 - 1999﹚是危機後經濟成長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貶值的危機把墨西哥一代人努力的成績全部銷毀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輕人的生活不如他們父母一代。﹙華爾街報﹐1999年3月8日﹐A-1﹚

除了墨西哥之外﹐其它拉美國家在所謂外債危機之後﹐繼續受著外債的逼迫。像巴西在1994年又面臨付不出外債的危機﹐再次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整頓。結果巴西的外債從1994年底的一千四百八十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兩千七百億美元。在這五年中巴西付了一千兩百二十六億美元﹐但是它的外債反而增加了一千兩百二十二億美元。(Foreign Debt Tribunal – Verdict, Latin American Report) 根據另一個報告﹐到2002年10月﹐巴西總統大選即將來臨時﹐巴西的外債又增加到五千億美元﹐這時國際貨幣基金找每一個總統侯選人會談﹐並私下與每個人達成協議﹐如果當選﹐一定要履行還償巴西債務的職責。(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2002 年10月 18日)

從八十年代初的危機之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危機接二連三的沒有停過﹐他們的人民持續的受到難以忍受的苦難。在墨西哥1994到1995的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之後﹐ 2001 和2002年間﹐阿根廷也同樣經歷他們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整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平均個人實值所得到了2002年時與八十年代初相比﹐完全沒有增加。(Hausmann)

七 二十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亞洲爆發國際貨幣基金再度出馬

從八十年代﹙特別是在八十年代後期日幣升值之後﹚起﹐跨國壟斷資本就從經濟衰退的拉美國家轉向亞洲國家。除了日資以外﹐美國和西歐資本也到亞洲各國和俄羅斯投資﹐西歐資本也到東歐﹐和在蘇聯解體後來到俄羅斯投資﹐到了1992年之後﹐各國資本又回到拉丁美洲收買當地被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和投資到拉美國家的證券市場。到了九十年代初﹐拉丁美洲的國家的經濟尚未從八十年代的危機中恢復過來﹐1994-95 年﹐墨西哥又重新陷入了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從1995年到 1997之間﹐外資來到亞洲增加了一倍。

日本在東亞和東南亞投資﹐大部份都是由日本的大型跨國公司在當地設立分公司﹐日本的跨國公司直接供給這些分公司所需要的資本､機器設備､重要的零件､和技術﹐這些分公司再將生產分包給當地的公司。日本到東亞和東南亞的投資暫時舒解了它本國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也暫時為它的資本解決了因物價上漲而成本提高的問題。東南亞國家從日本大量進口機器設備和零件﹐加工後將一部份製成品輸出到日本﹐更將其它大部分製成品出口到美國和歐洲。

從這一段的發展看來﹐基本上九十年代末的世界資本的危機和八十年代的危機一樣﹐主要是起於資本主義大國國內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和它們之間不平衡的發展而引起的問題。日本在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就隱藏著生產設備嚴重的過剩。到了八十年代中﹐日本一方面因為國內的生產設備大量過剩﹐另一方面因為日本與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貿易爭執越來越嚴重﹐日本的跨國壟斷資本利用日幣升值的機會﹐把大量資本投向東南亞國家﹐這也就把日本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蔓延到亞洲其他地區。落後國家所遭受到的災害主要都是因為它們被整合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危機時﹐它們就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過給落後所造成的。

從八十年代中開始﹐亞洲國家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推行了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為國際壟斷資本剷除了進入亞洲的各種障礙。這些國家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維持固定匯率﹐因此外資不必承擔當地貨幣可能貶值的風險。同時這些國家放鬆了或取消了對資本帳的管制﹐使外資可以來去自由﹐不受限制。但為了保持與美元固定匯率﹐這些國家就必須提高本國的利率﹐提高外資貸款和債券投資的報酬﹐用高報酬來吸引外資。報酬既高風險又小﹐而且資本還可以來去自由﹐當然對外資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勵外資繼續流入。外資流入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外匯存底數額增大就更保證了外資的安全﹐外資不斷流入﹐也就可以維持本國貨幣不貶值。

從短期來看﹐一個國家如果有大量外資進來﹐在一段時間內﹐會有高幅度的成長﹐當時外資大量進入亞洲時也不例外。這里要說明的是﹐這些國家由大量外資進入所帶的短期國民總生產高速成長﹐又變成繼續吸引外資的原因﹐因此樂觀上加樂觀﹐就得出了什麼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一類的毫無根據的預測。在這一片樂觀的背後就隱藏著危機﹐因為維持外資高報酬和安心的條件﹐像高利率､匯率釘緊美元､取消外匯管制等﹐也就是經濟不可能穩定發展的原因。

從大量資本在亞洲的流入和流出來看﹐也就不難暸解1997年之前和之後亞洲經濟的大幅度的變動。1996 年時﹐有九百三十億美元流入亞洲﹐1997年時僅有一百三十億美元流入﹐在同一年有一千零五十億美元流出﹐也就是說資本的淨流出將近九百億美元。資本的流出並不完全是外資﹐本國資本到這緊要關頭也同樣逃走避難。

到了八十年代底和九十年代初﹐東南亞國家的房地產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投資中﹐很大部份都屬投機性的投資。也就是說買股票不是因為公司經營的好可望分紅拿股息﹐而是因為期待股票漲價可以賣了賺錢﹐或者買房地產不是為自己住﹐而是為將來可以賣了賺錢。因此越買就越漲價﹐這時美國的各種基金(Mutual Funds) 來東南亞新興起的股票市場投資每年的收益率高達30% 到 35%﹐這樣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從資本投入生產中獲得的﹐而只可能從投機中獲得。越多人眼睛瞪著這個高收益率﹐就越多人把錢投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氣泡也就越吹越大。因此﹐氣泡爆炸是必然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到了1997年 8月時﹐這個大氣泡果然爆炸了。泰國的泰銖最先經不起大量資本外流而被迫貶值﹐相帶引起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香港貨幣的貶值﹐從香港更蔓延到南韓﹐也波及到台灣。當時中國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對外開放的較少﹐受的傷害也較輕﹐但是為了維持人民幣不貶值和搶救香港的金融﹐中國也花去了大筆外匯。所有受到大規模危機災害的這些國家都是八十年代來不甘落人之後﹐趕緊登上了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列車的國家。在這次危機之後﹐中國逐漸越來越依靠外國資本､技術､和出口市場的發展﹐中國加入了國際貿易組織後﹐就更進一步更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近幾年來中國發展更顯示出它也將會與其它發展落後國家一樣﹐必然得要承受在危機時﹐由資本主義大國轉嫁過來的災害。

到了1998年秋﹐一年前從亞洲開始的危機已經蔓延到俄羅斯､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國家﹐更進一步向世界各地蔓延﹐而且有繼續擴張到威脅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趨勢。1998的上半年﹐俄羅斯的股票市場指數下降百分之六十。同時﹐俄羅斯面臨不能支付外債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盧布再度貶值的危機。如果俄羅斯破產﹐危機就必然會進一步繼續擴大。

為了搶救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美､歐､日各大國用大幅擴充信用並借助國際貨幣基金融資給俄羅斯﹐使俄羅斯逃過了破產的危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南韓等國都先後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同時對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件作了承諾。

在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改革中﹐這些國家必須將銀根緊縮﹐使利率大幅提高﹐來抑止物價暴漲。因此造成更多的當地的小資本﹐因為不能負荷債務下而被迫破產﹐甚至連與官僚勾結的大資本﹙牽涉到銀行金融各業﹚也被迫用結構調整措施中新制定的破產法下進行重整。在結構調整措施下﹐這些國家中的更多的國營企業被迫私有化﹐也有許多企業被外資廉價收買。

在這次的危機中﹐幾個新的亞洲小老虎﹙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遭受到致命的打擊﹐這幾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從八十年代開始一致認同要向南韓和台灣學習﹐用加工出口作為發展經濟的策略﹐它們爭先恐後的將它們的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來適合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中分工中的地位﹐以便被整合在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之內﹐但是卻給人民帶來前所未有過的苦難。南韓和台灣這兩個上了年紀的小老虎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南韓在這幾十年來由國家培養出來的大型資本之中﹐也有好多個經不起打擊而破產﹐被外資收買。台灣在危機剛過時﹐好像受的打擊不大﹐主要是因為台灣沒有外債﹐所以沒有馬上受到國際壟斷資本和由它所控制的金融貿易組織的制裁﹐不必被強迫接受結構調整措施﹐有不少人曾經慶幸台灣躲過了這次的危機。但是兩三年後﹐在整個世界經濟重整下﹐台灣也必須作進一步調整﹐使得它的許多隱藏著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從亞洲開始的危機爆蔓延到俄羅斯再蔓延到巴西﹐國際貨幣基金也就從亞洲到其它各地用貸款作為條件﹐逼著欠債國接受結構調整措施中的一切條件。泰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硬性規定下﹐它的政府的財政收支必須要保持相當於國民所得1%的盈餘﹐因此泰國只好大力削減社會福利﹐並將零售稅提高到百分之50% (Wall Street Journal, 1999年 2月 2日﹐ A1) 。國際貨幣基對其它需要借款的國家也作相似的規定﹐除了要它們保持財政上的盈餘外﹐更要欠債國家將國內的利率提高﹐像印尼就被迫將利率提到高到50%﹐如此高的利率斷絕了所有當地資本借款的機會。

 八 亞洲國家被迫簽訂更苛刻的結構調整措施

在對付亞洲的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對“受援”國家所提出的條件更為苛刻﹐我們可以從國際貨幣基金對南韓在結構調整措施中所開出的條件看出來﹐基金對其它國家﹐像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所開出的條件也相似。從這些條件中﹐應該不難看出國際貨幣基金到底是代表誰的利益。國際貨幣基金表面上作為一個中性的國際組織的假貌﹐在這次危機中全部被揭穿了。

亞洲的發展落後國家受到了日本剩餘的產能的波及﹐在全世界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情況下﹐就必須承受用外來投資來發展加工出口這樣策略所帶來的後果。1997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亞洲爆發﹐這次的危機打破了亞洲奇蹟這樣無憑據的神話﹐也揭穿了落後國家只要屈服在國際壟斷資本之下﹐就能取得資本､技術､和市場來發展它們經濟的謊言。這次危機之後﹐這種以出口來帶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受到極大的挑戰。除了金融投資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危害以外﹐這些國家在十年間﹐用大量資金所建的工廠都屬多餘的設備﹐當世界經濟進入危機﹐落後國家的生產就最先受到影響。危機之後﹐生產出來的商品無處可以銷售﹐就是血本出口﹐也在商品滯銷下受到資本主義帝國的抵制﹐找不到出口市場的只有關閉工廠。但是當初建廠時所借的外債照樣得本上加利償還。

這一次國際貨幣基金所開出落後國家結構調整措施的條件要比八十年代時的更加苛刻。在南韓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中﹐南韓政府除了要制行一般的財政上的調整和貨幣的緊縮外﹐還得再放鬆對外資的限制﹐並得協助外資收買本國的企業﹐除此之外南韓政府更要負責加強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便給企業主在雇用勞工時更大的權力。

南韓所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除了在八十年代危機爆發後欠債國所接受的各項條件外﹐更加上了以下幾點﹕

＊協助外國公司收買南韓企業 ﹙包括兼并﹚

＊修改破產法 ﹙以便促使南韓企業破產﹚

＊取消利息的上限

＊1997 年底前取消對外資在南韓購買債券的限制

＊1998 年取消對外資在南韓購買股票的限制

＊1998 年取消對日本進口的限制

＊1998 年1 月取消南韓公司從國外借款的限制

＊1998 年1 月開除兩個有問題商業銀行的經理並公佈有關外資收買南

 韓金融企業的條例

＊公佈金融改革法案﹐加強對銀行的監督﹐並規定公司必須作綜合資產

 負債報表

＊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化

﹙華爾街日報 1997 年 12月 26日﹐A-25 頁﹚

在亞洲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的經濟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損失。貨幣貶值､物價暴漲､金融系統崩潰､銀行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小資本﹙甚至本地的大資本﹚經營破產。勞動人民本來在一切為出口的政策下﹐就已經受到高度的剝削﹐危機之後﹐更是民不聊生。根據世界銀行自己的報告﹐在三年的危機中﹐世界上生活在絕對貧窮線下﹙每日一美元﹚的人﹐又增加了兩億人。

總結﹕國際貨幣基金是最凶惡的殺手

 從這篇簡略的報告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國際貨幣基金在七十年代初固定匯率解體後﹐它的促進國際壟斷資本積累的功能就在於挽救資本主義危機﹐和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國家。對國際壟斷資本和各大帝國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的確有極大的功勞﹐它能使壟斷資本既使在危機還能繼續獲得高利。但是對發展落後的國家來說它是個不折不扣的﹐而且是最凶惡的殺手。

在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時﹐石油美元再循環延緩了危機﹐到危機不再能拖延時﹐國積貨幣基金使危機借外債的形式在落後國家爆發。在爆發時的過程中﹐災害由落後國家貧困的人民來負擔。我們需要瞭解八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不是由第三世界外債危機而引起的﹐那次的危機是國際貨幣基金要解救資本主義國際金融危機而轉嫁給落後國家的。同樣的道理﹐九十年代末在亞洲爆的危機也不是什麼因亞洲國家的金融系統不健全而引起的危機﹐這最近一次的危機也同樣是國際壟斷資本為了解決它們的產能過剩﹐而把危機轉嫁給亞洲國家的。

在石油美元再循環的過程中﹐美國和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資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危機爆發了出來﹐國際金融資本卻不必負擔損失﹐它們在帝國的保護下﹐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中介來將負擔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在1974 年到1976 之間﹐因為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貶值﹐所以石油的真實價格﹙以其他貨幣計算﹚並沒有上漲﹐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石油出口國家所持有的美國國家公債也跟著美元的貶值而降價了。﹙Kapstein, 63﹚在帝國主義的世界裡﹐落後國家若跟著帝國走﹐只會輸不會贏。既使握有最珍貴的資源的石油出口國家也是如此。當然這些國家的王室和貴族受益不淺﹐所以他們甘心情願的為帝國服務。

結構調整措施中的條款一方面是針對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目的是為了解除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制定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權﹐削減這個階級的經濟實力﹐使得他們不能繼續藉助國家的力量來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和抗衡。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的壓力下﹐第三世界國家必須盡力減少進口﹐並且增加出口﹐以便用它們出口換來的外匯還債。拉丁美洲國家雖然經過了三十年的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它們並沒有真正能自力更生。他們的工業生產所需的機器和零件很多都還是依靠進口﹐沒有外匯進口時﹐生產就不能繼續。因此到了八十年代末﹐結構調整措施取消了落後國家對本國經濟的保護﹐落後國家在被迫削減關稅和取消對進口的限制﹐更放寬對外資的限制﹐並且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因此他們放棄了戰後幾十年來用進口替代想要達成較為自主的發展策略。

在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被外資收買之後﹐國內資本更進一步失去與外資競爭的能力。資本主義大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把這些國家保護本地資本的措施解體﹐用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來削減了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保護他們本國市場的力量。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看到國際壟斷資本的強大力量﹐相比之下認識到自己力量的簿弱﹐這個階級看到為了他們的利益﹐甚致於他們本身的存亡﹙見《經濟殺手的告白》書中的例子。﹚﹐他們威脅利誘下選擇了跟國際壟斷資本合作﹐取得國際資本的信任﹐放棄了前一時期自主發展企圖﹐積極的加入了帝國主義全球化﹐協助帝國來壓榨他們自己的人民。

結構調整措施中的條款最主要還是針對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當地政府履行這些條款時的真正犧牲者。在每一次危機後接受結構調整措施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只有更加蕭條。在進口受到限制之下﹐許多工業停止生產﹐工人大批失業﹐就是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也受到工資下降和物價上漲的雙重壓力。在經濟重整的過程中﹐這些國家為了爭取外匯﹐在世界金融貿易組織的督導下﹐由國家輔助大型商業性的現代化的農場﹐來發展農業出口﹐農村中的許多小農因此破產。農民在農村中失去謀生的路﹐只好逃向城市﹐但是在城市里也沒有他們能維持最基本生活的條件。本地小資本的經營也因為利率提高而負擔加重﹐他們常常在週轉困難下被迫破產﹐再加上一般人購買力低落﹐小資本的經營和生存就更加困難。上世紀末的危機至今已有十年了﹐在受到危機波及的亞洲國家的勞動人民的生活還是陷在困苦之中﹐他們的統制階級又要他們縮減工資﹐以便與勞動力更廉價的中國兢爭。

國際貨幣基金是今日帝國的最凶惡的殺手﹐這個殺手配合了其它“國際組織”﹙像WTO﹚使國際壟斷資本能在危機中繼續擴張﹐沒有這個殺手﹐各大帝國要維持它們對世界的控制是很困難的。

註﹕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當當時因為通貨膨脹率低﹐所以真實利率低。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吳克跟繼任他的葛林思潘同樣的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