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文藝春秋》在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間所刊載的六篇歐坦生小說的“發現”﹐以及其後“尋找作者”的“離奇”過程﹐透露了戰後台灣文學史某些尚不為人知的“面目”﹐值得我們深思。

剛開始﹐“發現”這一批小說的人﹐判定作者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時代犧牲的台灣高雄人藍明谷﹐實在是緣於一種巧合﹕因為﹐《文藝春秋》的主編范泉唯一較能確定的是作者投稿時任教於基隆中學﹐而藍明谷正於這一段時間到基隆中學教書﹐其後成為五○年代第一椿破獲的“匪諜案”的主角之一。就小說的主題意識來看﹐似乎很難在基隆中學再找到另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能文之人”了﹙基隆中學案的其他涉案人﹐都沒有寫作的經歷﹚。況且﹐就其中的兩篇小說〈沈醉〉和〈鵝仔〉而言﹐其題材涉及外省接收者對於台灣人的歧視與欺騙﹐且文中使用不少閩南語彙﹙特別是〈鵝仔〉﹚﹐其作者更非為“台灣人”不可。而當時的基隆中學教師﹐除藍明谷外﹐又有誰兼有進步､台灣人､能文這三大“要素”呢﹖

當然﹐後來有人提出一些疑點﹕其一､這六篇小說的文風似與已確知為藍明谷的作品不合﹔其二﹐其中〈訓導主任〉和〈婚事〉兩篇署明寫於福州。不過﹐雖然有些疑點﹐大家仍然設法提出一些看似合理的“解釋”﹐並願“承認”﹐應該是藍明谷所作。

後來﹐施淑教授在《新文學史料》雜誌發現欽鴻的文章﹐提到這些小說的作者歐坦生於一九二三年生於福州。經過一番追查﹐竟又發現“歐坦生”﹙真名﹚竟就是在六○年代頗有名氣的評論家､小說家“丁樹南”﹙筆名﹚﹐這真是讓我感到“意外之極”1。

在六､七○年代﹐我個人是“知道”丁樹南的﹐知道他寫過幾本小說寫作技巧的書﹐不過﹐他 的小說倒沒有讀過。但是﹐當“真相大白”﹐知道丁樹南就是“歐坦生”時﹐確實感受到一股小小的“震撼”—丁樹南也有“歐坦生時期”﹐而他的這一早期的寫作經歷﹐竟能被後來的歷史埋藏了五十年﹐這難道不是戰後台灣文學史複雜､曲折歷程的一部份嗎﹖我所以願意相信“歐坦生”就是藍明谷﹐不就證明了我們﹙包括我自己﹚對這一歷史過程尚還認識不足嗎﹖

二､

歐坦生在暨南大學福建建陽分校2就讀時﹐受知於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鄉土小說家許傑教授。經由他的推薦﹐歐坦生在范泉主編的《文藝春秋》三卷四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發表了小說〈泥坑〉3。其後﹐又在四卷三期﹙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和五卷二期﹙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刊載〈訓導主任〉和〈婚事〉兩篇。根據文末註記﹐這兩篇是在四六､四七年間作於福州的。也就是說﹐歐坦生在台灣教書前﹐已是“初出茅廬”的小說家了。

歐坦生福州時期的三篇小說﹐並不十分成熟。〈泥坑〉寫一家境貧窮的知識分子﹐踏出校門以後即奉母命結婚﹐受困於微薄的薪水與妻､小的負擔﹐生活宛如掉進泥坑一般。一日在酒舖縱飲時﹐為昔日的女同學所撞見﹐想起以前在校時彼此懷抱理想﹐而現在自己卻如此墮落﹐不禁期待“暴風雨來把我吞噬﹐把我毀滅”。

〈訓導主任〉諷刺某校訓導主任﹐為校中一時髦女生所迷﹐以為女學生對他有意。於是向學校借錢﹐向學生榨錢﹐買鑽戒送女學生﹐請女學生到大餐館吃飯﹐當場示愛﹐最後弄得狼狽逃回。〈婚事〉也是一篇諷刺小說。女主角青春年華即將逝去﹐想在她主持的教會學校度過一生﹐獻身於崇高的宗教﹐但她隱約感到這種生活的空虛﹐終於在未婚夫的虛情假意與甜言蜜語的進攻下改變了心意。

三篇說的批判性都是非常明顯的﹐但就其所描述或諷刺的對象而言﹐我們會覺得﹐作者似乎只是針對某一個別人物﹐而不是針對這一人物故事背後更廣闊的意義。也就是說﹐小說的“典型性”不夠充分﹔也因此﹐作者的諷刺或揭露顯得有些誇張。

一九四七年二月﹐作者到台灣教書﹐在兩年之間又寫了三篇小說。在第一篇〈沈醉〉裡﹐我們看到﹐這一缺陷已明顯有所改進﹐但仍然不夠完美。接下去的兩篇﹐〈十八響〉與〈鵝仔〉﹐“典型性”的掌握相當充分﹐可以稱得上優秀的作品。因〈沈醉〉與〈鵝仔〉涉及台灣題材﹐下一節會詳細討論﹐這裡先分析〈十八響〉﹐以與前述早期三篇小說作為比較。

在這篇小說裡﹐主角因腸胃有病﹐常常放屁﹐而被同事取綽號為“十八響”。這個“十八響”先生﹐很容易讓人想到阿Q﹐因為他常受欺負﹐而被欺負時又常委屈求全。譬如同事趙事務說他把放屁當娛樂﹐他不免發牢騷說﹕“你想﹐天下間有把放屁當做嗜好的人麼﹖他們簡直開玩笑﹐這真是—”﹐話傳到趙事務耳中﹐就引出了下面一幕﹕

“好呀﹐十八響﹐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十八響先生嚇一跳﹐臉色即時轉為蒼白﹐但他努力地笑著﹕

“我說什麼﹖我能說什麼呢﹖嘿嘿﹐這真是—老兄……這真是—我什麼也沒有說呢……”一邊身子往後退﹐一直退縮到牆角站下來。

但是趙事務只一跳就到他的跟前﹐一手抓住他的領子﹐一手屈起食指來﹐用指節在他頭上擊著—說是請他吃“栗子”。

“怎麼樣﹖十八響﹐是你造謠還是我造謠﹖說呀﹗”。

終於﹐他承認了﹔他的的確確是把放屁當娛樂的—而即使這樣也不得不再吃幾顆“栗子”之後﹐才被釋放開去。

這一段很容易讓人想起阿Q被抓進辮子往牆頭碰﹐被迫承認別人是他“老子”那一段落。

〈十八響〉的嘲諷語氣比前三篇更生動﹐更富喜劇性。但小說的成功主要還不在文字﹐而在情節設計上。在小說中﹐所有的人物均以趙事務為主導﹐聯合起來作弄“十八響”。同時﹐這些人在面對同樣常放屁的局長時﹐則又是另一種嘴臉。因此﹐整篇小說可以說是藉著“十八響”來批判當時社會﹙即國民黨主導下的社會﹚的官僚體制﹐而不只是純粹描寫一個“個別”的十八響先生。

從“十八響”的個性描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充分注意到小說的“社會意識”。“十八響”聽說局長也跟他一樣﹐因腸胃有疾而放屁﹐不禁“轉憂為喜”。有一天﹐他跟小說的　述者﹙唯一同情他的人﹚說﹕

“坦哥﹐你看﹐這不是豈有此理麼﹖局長可以放屁我就放不得﹗局 長是人﹐我就不是嗎﹖……一個公務員﹐只要能奉公守法﹐按步就班﹐我就不相信沒有發達的一天—政府是公平的﹐賞罰分明……

……“哼﹐只要我的心沒死﹐我總要爭回一口氣來的﹐到了我發跡的那一天﹐我要他們個個都伏貼貼地跪在我的足邊﹐我可連屁也不給他們嗅……好吧﹐十年後咱們看﹗”

當他講這一番話時﹐　述者看“他的神情果決而又堅信﹐容采煥發﹐眼中透露著強烈的希望的光﹐顯得那樣可愛。”“十八響”的牢騷雖然極為“可笑”﹐可是他那正經八百的話﹕“只要能奉公守法”﹐就有發達的一天﹐反而產生了更大的批判作用。他的話講了沒幾天﹐局長就以“神經錯亂”為由把他免職了﹐並由據說是局長叔公的人來補缺﹐這又極諷刺的回應“十八響”的信念﹕“政府是公平的﹐賞罰分明。”

這篇小說明顯模仿《阿Q正傳》﹐但仍有其特質。作者歐坦生把“十八響”這一小人物的“狂想”塗抹上一層“希望”的光采﹐雖然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十八響先生卻堅信一定如此。這種“堅信”被“現實”所擊碎﹐然而﹐“現實”的不合理反而更暴露出來。從這方面來看﹐小說明顯有其“積極性”﹐因為“十八響”相信﹐“那一天真會到來”。　述者在結尾處為“十八響”的遭遇所表達的悲憤的同情﹐語調上也具有這種精神。我們可以說﹐這是作者在台灣處處目睹極其腐化的國民黨官僚體制﹐因而發出的不平之鳴與強烈批判。

三､

“十八響”在典型性的處理上所以有那麼大的進步﹐也許要歸因於歐坦生到台灣以後立刻接觸到的台灣嚴酷的政治､社會現實。據歐坦生自述﹐他於四七年二月下旬“隻身自福州渡海來台﹐躬逢舉世震撼的‘二．二八事件’﹐危難中幸得一對善心的本省老年夫婦拯救收留﹐把我藏在家中榻榻米底下﹐度過驚險的一夜也躲過一劫。”雖然歐坦生自己遭逢這樣的劫難﹐但他的現實感仍然是非常清醒的﹐他以“該事件為背景寫下一篇長約兩萬字的小說〈沈醉〉”4。

〈沈醉〉的題材和呂赫若的〈冬夜〉非常類似﹐都以外省人欺騙台灣女子為主題。如果跟〈冬夜〉相比﹐就可以看出﹐它在“典型性”的表現上還不夠成熟。〈冬夜〉的文字﹐因為呂赫若剛從日文轉為中文寫作﹐因此有一些顯得生澀的地方。不過﹐〈冬夜〉的背景相當廣闊﹐它把被騙女子的故事放在當時社會的架構上加以處理。我們看到﹐被騙女子淪為娼妓﹐社會隱藏了貧困､不安的種子﹐不少人以偷､搶度日。這樣﹐被騙女子的故事成為一篇幅度廣闊的“社會小說”。相反的﹐〈沈醉〉花了太多的篇幅來描寫被騙女子的痴情﹐心理的掌握可謂十分精細。不過﹐把整篇小說的重點放在這裡﹐使得小說似乎成為“痴心女子負心漢”的故事﹐因而削弱了它的社會意涵。

雖然如此﹐〈沈醉〉敢於面對台灣尖銳問題的現實感仍然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楊逵在《新生報．橋》副刊的〈台灣文學問答〉一文裡特別提到﹐他說﹕

去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號的《文藝春秋》曾有邊疆文學特輯﹐其中一篇以台灣為背景的〈沈醉〉是“台灣文學”的好樣本。5

所謂“好樣本”﹐顯然是說﹐可以作為當前台灣文學發展的“模範”﹐因此楊逵還把〈沈醉〉收入他主編的《台灣文學》第二輯﹙四八年九月出版﹚。楊逵在“編者語”裡說﹕

認識台灣現實﹐反映台灣現實﹐表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是建立台灣文學的最堅強基礎。6

顯然﹐楊逵認為﹐“好樣本”的〈沈醉〉是符合這一標準的小說。

〈沈醉〉作於四七年六月底﹐距離“二．二八”不過四個月﹐一個在台時間這麼短的外省人﹐能夠在這一段時間裡寫出這種小說﹐其中即使存在著一些缺陷﹐仍然不能不令人感到驚訝﹐並佩服作者觀察的客觀與敏銳。

這年十一月﹐歐坦生離開基隆中學﹐到南部烏樹林糖廠附設的員工子弟小學當校長。就在這裡﹐歐坦生寫了發表在《文藝春秋》上的最後兩篇小說﹐〈十八響〉與〈鵝仔〉7。顯然﹐歐坦生在這時候對台灣現實的認識更為具體而清晰﹐因此在表現“典型性”上更為成熟﹐兩篇小說成為歐坦生六篇小說中的最優秀的作品。

〈鵝仔〉是關於省籍問題的另一篇小說﹐就其社會意涵來講﹐要比〈沈醉〉優秀得多。它講到台灣小孩所愛的“鵝仔”不小心闖進外省處長的宿舍﹐因此而引發的兩者關係的呈現。處長太太的蠻橫和本省爸爸的處處委曲求全﹐充分表現了“新統治者”的氣燄囂張。在這種關係中﹐“無知”的小孩的“死不認錯”﹙不肯跟處長太太道歉﹚﹐無疑顯示“正義”之所在﹐以及小孩基於“年幼無知”所表現的大無畏的抗爭精神。

在小說中﹐處長太太要求小孩阿通拿一千銀去贖鵝仔﹐阿通從阿姊那裡偷了錢﹐但鵝仔已被宰來吃了。阿通和處長太太爭吵﹐處長太太惱羞成怒把錢撕了﹐阿通氣不過咬她一口﹐因此而被毒打﹐被關押﹐而且還要求道歉。阿通氣憤的衝出處長宿舍﹐阿姊跑來安慰。小說是這樣結束的﹕

“阿姊……你……你那一千銀……”

“那一千銀阿姊不要了﹐阿通一定別去同處長太太提”﹐阿姊悲痛地說﹕“我們是同人家強不得的……”

阿姊說不下去了﹐眼淚滴在阿通的臉上。

他們透過模糊的淚眼﹐看見阿爸垂著頭﹐頹喪地蹣跚朝這邊走過來。

“我們是同人家強不得的”﹐這句話飽含了弱勢被欺壓而又不敢反抗的悲憤心理。對於國民黨接收初期“統治心態”的遣責﹐〈鵝仔〉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

“鵝仔”用了許多閩南語﹐又把“國語”稱作“中國話”﹐把外省人稱作“那邊人”﹐加上本篇小說表面上的省籍衝突﹐如果孤立來看﹐一定可以讓現在的台獨派大為驚喜﹐樂於拿來作為他們“理論”的依據。﹙這也是發現這批小說的人﹐最初判斷它們是“台灣人”藍明谷所寫的依據之一﹚。但是﹐作者以極為坦然而毫不隱諱的方式把這一切都描寫出來﹐並且完全站在“台灣人”這一邊。作者是一個外省作家﹐可見他並不以“省籍衝突”的觀點來看待這些現象。這裡的外省人﹐是處長級的公務員家庭﹐而〈沈醉〉裡﹐欺騙台灣女子的外省人則是一個惡劣的知識分子。作者義正言詞嚴的譴責這些人﹐當然﹐他就不是以省籍來劃分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一切不說自明﹙請注意﹐這些小說是發表在大陸的左傾刊物上的﹚﹐而在現在﹐反而需要加以“詮釋﹐這就證明﹐時代“氣氛”是如何改變的。

四､

〈鵝仔〉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刊登於《文藝春秋》七卷四期﹐次年﹐“四．六事件”時﹐楊逵被捕﹐不久﹐台灣即全面進入白色恐怖的“肅清時期”。據說﹐與歐坦生同屬福州的文人而又與歐坦生相識的﹐有多人在政治風暴中罹禍。一九五一年一月﹐歐坦生以“丁樹南”為筆名﹐在台灣發表第一篇小說〈章旭先生〉8。後來﹐他逐漸從小說轉向“寫作理論”。從六○年代到七○年代初﹐他共出版了六本理論書籍9。六○年代的台灣文壇﹐不少人知道有“丁樹南”其人﹐但知道丁樹南本名是歐坦生的﹐“恐怕只有馬各､隱地和林海音等少數人了”10。丁樹南在自述裡不無感慨的說﹕

我使用本名發表的最後作品﹐止於〈鵝仔〉一作。而其後數十年間﹐我在台灣創作､翻譯､撰評､出書､以及受邀擔任文學獎評審﹐用的都是“丁樹南”的名義。別人寄信給我﹐收件人是“丁樹南”﹐口頭稱我為“丁先生”﹐我都習以為常﹐那段日子裡有時候甚至連自己幾乎都忘了原是姓歐的﹙真是愧對祖先﹗﹚11

就這樣﹐“歐坦生”及其作品終於被歷史所埋藏﹐而且一埋就是五十年。

歐坦生短促的三年創作生涯之所以值得重視﹐不只是因為他寫了〈十八響〉和〈鵝仔〉兩篇優秀小說﹐也不只是他在二．二八之後發表了〈沈醉〉和〈鵝仔〉這兩篇為台灣人打抱不平的小說。作為一個富有正義感並具寫作才華的外省文藝青年﹐他在戰後的混亂時期來到台灣﹐參與､見證了這一複雜的歷史年代。當八､九○年代台灣意識興起﹐許多人以此為出發點審視這一時期時﹐無非是想證明他們的理念。誰也不會想到有歐坦生這樣的例子﹐誰也更不會想到﹐歐坦生只是“一個例子”而已﹐相關的現象幾乎都還埋藏在歷史的塵埃中。對於這一現象所具有的歷史意義﹐朱雙一曾有精譬的詮釋﹐他說﹕

以此推想﹐像這樣被“消音”､“噤聲”的﹐未知凡幾。可見被“消音”､“噤聲”的﹐不僅是台灣省籍作家､不諳漢語的所謂“跨越語言的一代”﹐許多大陸籍的作家也有相同的遭遇。被“噤聲”的原因﹐並不在於其“籍貫”或“語言”﹐而在於這些人原來秉持的現實主義的､乃至左傾､進步的創作傾向﹐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並沒有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甚至會因此引來殺身之禍﹐因此無形中被“噤聲”､“消音”了。

顯然﹐反動當局所要壓制､消音乃至剿滅的﹐並非單純的台灣省籍的作家及其文學﹐而是所有進步的､敢於揭露社會黑暗的作家及其作品﹐因此“消音”､“噤聲”現象的實質﹐並非“本土文學”和“中國文學”的對立﹐而是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文學遭到反動當局的壓制和禁錮。或者說﹐當時的文壇態勢﹐和整個中國的政治態勢是一樣的﹐即國共之爭﹐反動和進步之爭﹐而非“中國”與“台灣”之爭。這才是對歷史的正確理解和解釋12。

“發現歐坦生”的意義就在於﹐我們需要更積極的挖掘這一年代﹐以還給它歷史的真面目﹐而不要被目前流行的論述所迷惑。

—原載《鵝仔》﹙歐坦生作品集﹚﹐

　　人間出版社﹐2000年9月。